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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登禹女兒趙學芬講述父親的傳奇人生
 文章來源: 默認部門 瀏覽次數:    時間:2019年07月26日

  趙登禹(1898—1937),山東菏澤人,是全面抗戰爆發后以身殉國的第一位師長。著名的抗日歌曲《大刀進行曲》就是以趙將軍組織的大刀隊為原型創作的。那么,在趙登禹將軍的女兒趙學芬的心目中,這又是怎樣一位有著傳奇人生的父親呢?

  

  少小立志

  趙登禹將軍出身貧苦,祖輩都是淳樸的農民。他兄弟姐妹五個,趙登禹排行老三。13歲那年,他拜當地著名武術教師朱鳳軍為師習武,精于拳術,善使大刀,能與十余人對打。

  1914年,他剛滿16歲,聽當過兵的鄉親說馮玉祥參加過辛亥革命,帶兵紀律嚴明,不擾百姓,就一路爬山涉水、不分晝夜奔行20多天趕到陜西潼關,投奔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。不料當時招兵已滿,軍中管事被趙登禹千里投軍的精神所感動,才勉強收留他當了個副兵。連長一見他就說:“你要知道,當副兵只管飯,不發軍餉。”趙登禹斬釘截鐵地回答:“我當兵不是為了發財,要是為了撈錢,我就不跑這么遠當兵了。”

  趙登禹身高一米九,需穿一尺二寸長的大鞋,軍中很難有合適的軍服和軍鞋。沒辦法,他只好每天穿著系不上扣子的衣服,趿拉著不跟腳的布鞋去訓練、出操,結果被前來視察的馮玉祥叫出隊列。問明情況,馮玉祥特別交代手下一定要給趙登禹訂做合身的服裝。接著,馮玉祥問趙登禹會不會摔跤,敢不敢比試,趙登禹便跟馮玉祥摔跤,一出手就連勝了三跤,嚇得連長一把把他拽到一邊,氣急敗壞地對他說:“你怎么能真的把馮旅長給摔了啊!還要不要命了你!”趙登禹一梗脖子:“是他說真摔的!不摔倒咋能分出輸贏啊!”氣得連長無話可說。當時馮玉祥沒說什么就走了,大家都以為是生氣了,沒想到第二天他就把趙登禹叫去當了自己的警衛員。

  趙登禹年幼時讀過兩年書,在馮玉祥身邊又學習了文化,能寫很好的毛筆字,成長為能文能武的猛將。

  懲寇除霸

  1921年,馮部第二次入陜,打敗原督軍陳樹藩, 十六混成旅擴編為第一師,馮玉祥任師長。當地有個奸淫擄掠、無惡不作的土匪頭子叫郭堅,住在鳳翔,馮玉祥便設下“鴻門宴”請郭堅,要殺掉這個惡霸。

  郭堅帶著衛兵來馮府赴宴。馮玉祥將士兵埋伏在屏風后等候命令,沒想到士兵爭相偷看郭堅和馮玉祥對飲,不慎將屏風擠倒。郭堅見到伏兵大驚,拔出槍就要逃走。士兵慌了,忙去阻攔,但郭堅身高力大,又有手槍,哪里攔得住。緊急關頭,趙登禹挺身而上,施展武功,三拳兩腳就將郭堅擊倒,生擒活拿。

  1922年,趙登禹升為排長,接著又升為連長、營長、團長、旅長。其間,他每次作戰都沖鋒在前,屢立戰功。

  功勛卓著

  1931年9月18日,日軍侵略東北,東三省淪陷。趙登禹義憤填膺,決心赴東北抗日,但由于蔣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,未能實現。這時馮部已改編為第二十九軍,趙登禹任109旅旅長。

  1933年1月,日軍占領山海關。3月9日,日軍鈴木師團直抵長城喜峰口,二十九軍奉命赴長城御敵。時任二十九軍軍長的宋哲元電令第三十七師“本軍團茲為作戰便利指揮容易起見,所有最前線作戰各部隊暫統歸該師趙旅長登禹指揮。……著派趙旅長登禹為喜峰口方面作戰軍前敵總指揮。”

  當時二十九軍的武器裝備十分落后,趙登禹的109旅只有十幾挺機關槍,步槍也非常少,手榴彈一人不到十枚。全旅的主要武器就是大刀,趙登禹專門組織了五百人的大刀隊,親率部隊揮大刀迎敵。日寇調集五千余人和大批重炮,飛機轟炸了3個小時,陣地一片火海。日寇以為趙登禹將軍已經陣亡,于是蜂擁而上。在彈藥用盡之際,趙登禹率部與敵展開肉博戰,一直激戰到天黑,長城垛口20余次失而復得。

  第二天拂曉,敵寇先以三架飛機轟炸,復又集中炮火摧毀我軍工事。趙登禹率領官兵再次與沖上來的敵人展開了殊死戰斗,戰況甚為慘烈。趙部很多連、營級干部均在此役中犧牲,趙登禹自己也腿部中彈負傷,衛兵急忙脫衣服給他包扎,他卻不肯,仍揮刀殺敵。直至下午三時,敵人的攻勢略為減弱,趙登禹立即在陣地上召集營級干部會議,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,提出夜間襲敵的方案。

  3月11日夜,趙登禹奉命兵分兩路,奇襲日本侵略軍。臨出發前,他向參加夜襲的官兵進行動員說:“抗日救國,是我軍人天職,養兵千日,報國時至,只有英勇殺敵不怕犧牲,才能挽救祖國危亡……”有的官兵勸有傷在身的趙登禹不用親自上前線,趙登禹說:“身體有傷是小紀念,戰死沙場才是大紀念。我作為前敵總指揮,怎么能不上前線呢!”

  深夜,塞外北風怒吼,大雪紛飛。趙登禹扶著手杖,親率敢死隊悄悄地出潘家口,越灤河,經臨旗地繞到敵后的炮兵陣地和宿營地。霎時間,殺聲震天,手榴彈在敵人的陣地上四處開花,大刀閃處敵頭落地。激戰至次日凌晨,日軍野炮營及黑山嘴、狼山洞等地的敵人,被大刀砍殺殆盡。這一仗殲敵五百余人,繳獲敵人大炮18門及無數槍支彈藥。

  喜峰口夜襲戰的勝利,大長了中國官兵的士氣,大滅了日軍的威風,狠狠地打擊了敵軍的囂張氣焰。血戰十天,共殲敵五千余人,趙登禹和他的大刀隊名聲大振,路人皆知。當時的政府為表彰趙登禹的奇功,給他頒發了最高勛章,并將109旅擴編為132師,趙登禹任師長,授中將銜。遠在上海的音樂家麥新被趙登禹大刀隊的英勇所激動,譜寫了威武雄壯的的抗日歌曲《大刀進行曲》,從此“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”唱遍了大江南北,成為鼓舞全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號角。

  敢斗日軍

  1932年5月,國民黨政府與日本侵略軍簽訂喪權辱國的《塘沽協定》之后,趙登禹132師奉命調駐察哈爾省張北縣。趙登禹不顧蔣介石所謂“侈言抗日者殺無赦”的命令,同日軍的挑釁活動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。

  1934年10月的一天,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川口清健中佐和池田克己外務書記官等人,借游歷為名從張家口去多倫途中,路經張北縣,趙登禹的第二一七團城防衛兵要查看他們的證件。川口清健不僅蠻橫抗拒,而且出言侮辱士兵。趙登禹獲悉后,立即命令士兵將日寇帶到師司令部,由參謀長馮潤昌、軍法處處長楊玉田訊問。可是,川口清健等人仍無理拒訊。為了殺其威風使其就范,趙登禹命令特務營挑選一百名高大健壯的戰士,持步槍上刺刀,十人一班,五分鐘一換,輪流刺向日軍頭部上方約一寸的地方。幾名小日本嚇得魂飛魄散,跪在地上求饒,并立字據認錯,賠禮道歉,保證今后不再侮辱中國士兵。

  1936年夏天,二十九軍政治部主任宣介溪先生突然被日本人抓去。趙登禹、馮治安(37師師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)、劉汝明(143師師長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)經商討后認為, 日本鬼子竟敢擅自抓我們的高級將領,對我們侮辱太甚,不能示弱甘休。于是將負責中日雙方傳話的陳寶生(親日派)叫來,問明情況。趙登禹說:“限日本人兩小時內把人送回來,超過時限,我們就先把平津一帶日本人殺光再說!”說完,趙登禹和馮治安都氣憤地拿起電話向部隊發布命令。陳某嚇得面色如土,急忙向日本人傳信兒,不過一個小時,日本人就乖乖地把宣介溪送了回來。

  壯烈殉國

  1937年7月7日,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。中國軍隊奮起抵抗,宋哲元通電全國,“盧溝橋是二十九軍的墳墓,誓死保衛祖國!”7月26日,趙登禹奉宋哲元之命,率部隊趕赴南苑,抗擊日軍入侵。7月28日上午,日軍飛機三架狂炸南苑營房,俯沖掃射;敵炮二十余門,集中向南苑機場轟擊。趙登禹親率衛士三十余人,指揮衛隊旅和軍訓團隊反復沖殺,與敵寇進行殊死戰斗。當日寇攻到132師陣前二百米處時,趙登禹揮大刀親率手槍旅、軍訓團向敵人沖殺過去。日軍看到大刀閃亮,嚇得魂不附體,向后潰逃一里多。這時,日軍炮兵用猛烈的炮火阻止趙師的追擊。一時機場硝煙彌漫,血肉橫飛,雙方傷亡都很大。最后終因力量對比過于懸殊,南苑大部分被日軍占領。

  戰至中午時分,趙登禹奉宋哲元之命率部向大紅門一帶集結,重整部隊,準備反擊。當趙乘坐的汽車行至大紅門御河橋處,突遭埋伏在兩側的日軍的襲擊,身中數彈,血流不止。他從昏迷中蘇醒過來,對身邊的傳令兵說:“我不會好了,軍人戰死沙場原是本份,沒什么值得悲傷的。只是老母年事已高,受不了驚慌,請你們替我安排一下,此外我也沒別的心事了!”說罷便停止了呼吸,時年39歲。

  身后哀榮

  趙登禹犧牲后,遺體先是被北平紅十字會草草掩埋。幾天后,陶然亭內龍泉寺的僧人們將遺體取出,盛殮于一上好棺材,暫厝于寺內。僧人們崇敬趙登禹的愛國精神,常常一遍又一遍地給棺材上漆,將棺材漆得锃亮。趙學芬記得,大概在父親犧牲幾個月后的一天,她和家人被帶去看父親的靈柩。在兩張寬寬的木凳上,停放著一副黑亮亮的棺材,全家人在棺材前哭成一片。

  趙登禹的靈柩在龍泉寺停放了九年,直到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7月28日舉行國葬時,才由北平市政府在中山公園舉行公祭,落葬于盧溝橋西1公里處的西道口.也是在這一年,在北平市參政會的提議下,北平市將白塔寺東的一條街道命名為“趙登禹路”,以紀念這位為抗日捐軀的民族英雄。

  趙登禹犧牲后的第三天,即1937年7月31日,當時的國民政府發布褒恤令,追授趙登禹為陸軍上將。新中國成立后,1952年的一天,17歲的趙學芬在家里偶然發現了蔣介石署名的榮哀狀,她覺得解放了,還保留這個東西不太好,要扔掉吧似乎也不太合適,便給民政部門打了個電話,說了這事。幾個月后,有關部門向她家頒發了一個“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”,編號為“北京字第00080號”,證書上寫著:“查趙登禹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,豐功偉績永垂不朽,其家屬當受社會上之尊崇。除依中央人民政府《革命軍人犧牲病故褒恤暫行條例》發給恤金外,并發給此證以資紀念。”此證由毛澤東親自署名,日期為“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”。

  無盡思念

  在兒女心目中,趙登禹既是孝子也是慈父。趙登禹4歲時父親去世,他便把所有對父母的孝敬都給了母親。無論軍務如何繁忙,每天回到家中,他都要先到母親跟前問安。二十四孝中有個老萊子,為了討父母歡心,總是故意扮出各種稚拙的小孩兒把戲,趙登禹在母親跟前常常就是個“老萊子”。

 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,佟麟閣副軍長在南苑軍部召集各師長開軍事會議。趙登禹會后返回河北防地前見了母親最后一面。臨行時,他跪在地上給母親磕了頭,又叮囑正懷孕的妻子要注意身體,然后抱了抱只有2歲的女兒趙學芬和4歲的兒子趙學武,之后義無反顧地離家而去。

  趙登禹的犧牲對于家庭的打擊,簡直可以用天塌地陷來形容。年近70的老母備嘗老年喪子之痛;身懷7月身孕的妻子倪玉書年僅27歲喪夫;4歲的兒子、2歲的女兒幼年喪父。為了躲避日軍的追捕,一家人開始了東躲西藏的流亡生涯。提起那段日子,趙學芬至今心有余悸:“這一段時光,我永遠都無法忘記。那不僅是身體上的磨難,更是心靈上無法愈合的創傷。”

  解放后,北京市人民政府從山東老家將趙學芬和母親、哥哥、妹妹接回了北京。一家人結束了凄風苦雨的日子,過上了安定的生活。

  回憶起父親,趙學芬的話語充滿深情:“我父親是千千萬萬個愛國將士中的一員,正是他們的浴血抗戰,才把侵略者趕出了自己家園,我為父輩們感到驕傲和自豪,我們要倍加珍惜先烈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和平安寧的幸福生活。”

  稿件來源:《北京檔案》

  作者:亦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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